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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1 Nov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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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走私什麼?
有一個守衛負責在瑞士和奧地利交界處巡守。
有一天來了一個奧地利人騎著腳踏車要通過崗哨。
他的腳踏車前面裝了滿滿一籃沙子,要是換做別的守衛,大概揮揮手就放他過去;但是碰到這位守衛可沒那麼簡單。
他直覺奧地利人一定在走私,於是拿出一把耙子,仔細翻檢沙子裡究竟藏了什麼東西。
可是他翻了老半天,什麼也沒找到,只好揮揮手放他過去。
第二天,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一遍,第三天也是。
日復一日,相同情節一再上演,卻始終找不到任何東西,但他就這樣翻查了三十年。
最後,這位守衛終於忍不住問那位奧地利人:「這件事放在我心上好多年了,不過我今天就要退休了,要是我不知道答案,一定會很懊惱,希望你能告訴我答案。」
奧地利人這麼多年來和他接觸,也和他有些感情,於是誠懇的點頭說一定會誠實回答。
於是守衛開口問:「這些年來我一直懷疑你走私。你到底是不是走私客?」
奧地利人遲疑了一下,「好吧!我的確是走私客。」
「我就說吧!」守衛說:「可是我天天檢查你的籃子,卻什麼也沒發現,你到底走私什麼東西?」
「..........腳踏車。」
~~~~~~~~~~~~~~~~~~~~~~~~~~~~~~~~~~~~~~~~~~~~~~~~~~~~~那些太過專注眼前收入的人,就是像那位翻查沙子的邊境守衛,專注的焦點錯誤,再努力也只是白搭。
你還在做「那位翻查沙子的邊境守衛」?
當你在抱怨自己是「千里馬」,一直遇不到「伯樂」時,打開你的眼睛、耳朵,換個想法換個腦袋。
Monday, 09 Nov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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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相出醜 股聖豪賭
英相出醜志在選票 股聖豪賭大有玄機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專欄 2009-11-09
一、
二十國集團財長及央行行長去周六在蘇格蘭重鎮聖安德魯舉行,一如預期,會議並無任何突破性進展,會後的聯合公報平淡乏新意,強調各國保持刺激經濟的策略以確保世界經濟復甦早日來臨;這意味各國的寬鬆貨幣政策將持續,而這種做法,較早前美國已通過宣布保持低息政策不變作出明確指引。即使美國經濟發展及財政狀況為西方國家之最劣,惟以其國力之盛及所印鈔票仍有市場的優勢,等於其影響力仍足以左右世界主流輿論及政府決策取向。換句話說,美國認為金融以至經濟尚有不少麻煩有待解決,繼續實行寬鬆貨幣政策為唯一選項,各國「最好」遵循,因為這樣做有利經濟增長,對「大家都有好處」!
在這種背景下,英相白高敦(奇怪的是,英國半官方的英國廣播公司則直譯布朗)在會上大聲疾呼,建議對金融交易課稅—這便是大家熟知的「杜賓稅」(Tobin Tax)—根據學者的初步估計,若每宗成交金額課百分之零點五稅,以去年的全球成交額,可得四千一百五十億鎊;白高敦建議把這筆天文數字巨款撥歸「紓困(解決困難)基金」(Resolution Fund),銀行若再出事,便可從中提款協助其解決周轉不靈等困難。白高敦的提議大有道理,因為迄今為至,銀行出事都由全民「包銷」,這是極不公平的,因為銀行有利可圖時,受惠的只是其管理階層及股東,它要納稅人承擔其經營失敗的損失,令人不能接受。
英國財長月前試探性作此主張時,遭倫敦金融城(The City)群鱷一致反對,理由是一旦實行,倫敦執世界金融業牛耳地位將喪失,因為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會流至沒有課稅的地區!這種反對其實並無道理,原因是誰都知道此稅必須全球同時執行,即所有有金融市場的國家都得同意課以同一稅率才能貫徹生效。因此,英國銀行業的反對,只是表示要繼續「我虧損你付賬」的白吃免費午餐心態。
歷任財相多年,白高敦對這種竅妙當然早已瞭然,他之所以在本國銀行家反對下仍高調地在聖安德魯會議上提出,肯定另有盤算。白高敦此議一出,即時遭美國財長反對(「我們無意支持這項課稅」),美國盟友不支持,令英相「灰頭土臉」,反工黨的英國報章當然更乘機把他奚落一番,但筆者認為這是白高敦一着實用的政治棋子(稱為「苦肉計」亦無不妥),因為金融城以外支持對銀行課稅等於為一般納稅人討回公道的人多得是,英國明年舉行大選,此舉因此對民望低企的工黨大為有利。
二、
去周三畢非德宣布他的控股公司巴郡哈撒韋斥巨資全面收購鐵道公司貝靈頓北方,消息公布後論者紛紛議論,去周末仍有所見。「股聖」一舉手一投足都引人關注,何況這是他自稱的「最大豪賭」!
在眾多評論中,筆者以為麻省理工西蒙.約翰遜教授的分析比較深入(見The Baseline Scenario Blog),值得向各位推介。
約翰遜指畢非德此舉的最終目的在新興市場,他看好這個市場,認為未來經濟增長速度遠在發達國家之上,因而全力一擊。新興市場持續興旺,尤其是中國發展勢頭極佳,未來對美國原材料特別是農作物的需求必然日趨殷切;畢非德此舉因此是間接地對美元滙價投下不信任票,同時是對人民幣投下信心一票。以約翰遜的估計,美元滙價持續向下,無可救藥(其實奧巴馬政府亦開不出阻遏其跌勢的藥方),等於人民幣逆向而升,而人民幣購買力日強,意味其購入的物資日多,陸上運送這些商品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火車;中國經濟興旺加上人民幣滙價看升,貝靈頓北方的生意還會少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非常明顯,在當前一團糟的財經世界,畢非德看好中國經濟及人民幣滙率,是因為中國持續興旺,購買各國特別供應較為充裕的美國的物資數量必然愈來愈多,畢非德遂看好「能源效益」較高的鐵道公司;貝靈頓北方成為首選,則因巴郡已持有其二成多股權,作為重要股東,畢非德及其副主席孟格對公司的財政及經營相當了解,因此機會一來便出重手全面收購。
有人會問,畢非德孤注一擲,萬一中國爆發對外戰爭、經濟成長落空,豈非血本無歸?這種思考稍嫌過慮,在武器日新月異極之犀利的現在,大國有戰事,世界受累、無人幸免,是否全力以赴投資無關宏旨。現在投資者尤其是利用OPM的投資決策者,是從不考慮戰爭因素的!
去周接數讀者查詢一加侖燃油可供「火車儎一噸貨物行駛四百三十六里」(去周四本欄)是否正確?周末查資料,證實正確。AAR(美國鐵道協會)官方網站的資料確是如此(A freight train can move a ton of freight an average of 436 miles on a single gallon of fuel);再查AAR行政總裁「漢堡包」(E. R. Hamburger)的網址www.rollcall.com,其今年七月十二日的文章暢論不同陸上交通工具的能源效益(比較汽車、貨車及火車),指出二○○八年貨運火車每加侖柴油可運一噸貨物行駛四百五十七里(與AAR官方數據極近),效益這樣高,皆因自一九八○年(當年通過鐵道可以根據市況自行調整收費的法案)以來,在利潤誘因引領下,鐵路公司聘請專家不斷研究,終於令火車的燃料(能源)效率(fuel efficiency)提高了百分之八十,「只要百分之十的貨車載貨改用火車,美國一年可省十億加侖燃油」!
畢非德當然知道火車省油,以他「無寶不落」的投資,油價未來看升機會較大。
Saturday, 07 Nov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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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性
最新網絡流行語“臨時性強奸”惹眾怒
WSJ 2009年11月04日
你或許已經聽過“打醬油”、“做俯臥撐”、“躲貓貓”這些中文詞的諷刺用法,不過在中國網民中引發軒然大波的最新流行語從一開始聽起來就有問題:“臨時性強奸”。
這個詞背後的故事是這樣的:今年6月,浙江湖州兩名男子在與一名女子吃飯喝酒後對其實施強奸,當時二人還是協警。二人隨後被捕並被控以強奸罪,該案由一家地方法院審理。法院上周判兩人各入獄三年。據政府支持的省級新聞網站浙江在線的報道,法院對量刑相對較輕的解釋是,兩被告屬臨時性的即意犯罪,且事後主動自首。
富有批判精神的中國互聯網用戶很快就研究起法院使用的“臨時性”這個說法的意思。一名網絡評論人士寫道,“‘臨時’既是非正式的和短時間的行為,難道強奸犯罪還有‘非正式’和時間的長短之分?……犯罪還有臨時、固定、長期之分?”沒過幾天,“臨時性強奸”就成了網上最熱門的爭議話題之一。在中國最大的網絡論壇之一天涯(Tianya)上,對此事的討論已吸引近8,000人參與,瀏覽量接近100萬次。
中文媒體也提出了言辭尖銳的評論。廣州《羊城晚報》的一篇文章說,在這些網絡流行語的背後,潛伏著的是網民同樣的公正焦慮。對司法的不信任總是透過一些超越常識的個案集中宣泄出來。
迄今為止,網上的絕大多數貼子和媒體評論都對法院的推論持否定態度。人們還紛紛在其他詞前面加上“臨時性”一語,以突出其中的牽強邏輯。諸如“臨時性受賄”、“臨時性殺人”、“臨時性離婚,謝絕分財產”等等。
在與“躲貓貓”等其他一些網絡流行語相關的事件中,這些詞的廣泛應用吸引了公眾的注意,由此促使有關當局進行了後續調查,最終懲處了相關責任人。“躲貓貓”一詞的出現與一名24歲犯人因嚴重腦部損傷而死有關。
新華社周二報道稱,湖州市中級法院已要求就這起強奸案展開復查。
Friday, 06 Nov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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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城市高鐵站之選址
內地城市高鐵站選址之實情
信報財經新聞 2009-11-05
王緝憲博士,香港大學地理系副教授;
徐江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近日於報上讀到公共專業聯盟發言人梁啟智先生提出中國內地十五個城市多數高鐵車站不設在市中心的論點和論據(《明報》十月十七日A12版),感到十分不安。
作為研究中國城市交通與中國城市規劃的香港學者,我們過去幾年內參與過該十五個城市中七個城市的規劃發展研究或者交通發展戰略研究,包括對個別城市的高鐵規劃項目之分析。我們完全不認同上述論據,並在另外場合提出了較詳細的質疑。我們認為,香港與內地城市的高鐵站選址有三大差別,直接對比十分不合理。
香港內地選址三大差別
第一,內地建設高鐵站的城市本身規模尺度上差別極大,許多城市比香港大很多,而且城市面積還在迅速擴大,並可能出現多中心的情況。因此「到達市中心的距離」並不能說明是否在市內。比如梁文提到鄭州市高鐵站位於市區外。其實,該市近年市域面積擴大到七千四百四十六平方公里(比六個香港還大)。對於這樣大的一個都市,距離市中心十二公里,還是相當中心的地段。
鄭州曾是一個以鐵路樞紐及相關重工業為主的省會,為了避開被舊鐵路嚴重分割的老市中心而在東部投資數百億建成了非常龐大的新市中心,而其高鐵站恰恰是放在新舊雙中心之間。試問,為何將其列為「市區外」?再如,高鐵的潮汕站與在建新機場為近鄰,都設在了潮汕地區的三個主要城市(潮州、汕頭、揭陽)的中心。這三個城市歷史上曾是同一個城市。
目前,高鐵在粵東僅設一個站。鐵道部從成本角度、廣東省從粵東整體發展平衡角度考慮,批准了將新高鐵站建於這三個城市中心交界地帶(在潮州境內並涉及揭陽部分土地),恰恰是把整個粵東對外聯絡的樞紐放在了該地區的中心。
上述幾個城市的情況說明,高鐵是否建在市區的建成區,不可一概而論,因為它與每個城市的規模、單中心或多中心的城市形態甚至城市群形態等都有密切關係。
第二,宏觀上香港與上述內地城市一個本質上的不同,是兩者處於不同發展階段:內地大量地區都處在迅速城市化的階段。這些具有建設高鐵條件或者需求的城市,更不少已經成為面積龐大的大都會,或者正在通過各種手段拉動新城市中心區的建設。我們不需要認同這種做法,即使內地學者和市民對這種都市區擴張和新市中心建設的所謂城市發展戰略也有不同看法。但無論對錯,上述內地城市化的手段和過程是事實。
我們今年七月在北京特地採訪了參與某城市高鐵站選址與規劃的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一總規劃師。他指出,某城市政府已經後悔當初沒有把高鐵站設在更市中心的位置,因為發現當高速客運專線開通以後,超過百分之五十原來乘飛機到附近省主要城市的乘客都選擇改乘高鐵。高鐵站在市中心效果可能更好。
相比之下,香港已進入後工業化社會,聚集大量新移民形成新製造業中心已經是昔日黃花,城市也不可能有疆域擴張。而以香港目前的政府體制和格局,由政府推動另一個龐大次市中心的發展也不現實。因此將內地城市高鐵站推動新市中心建設的做法與香港比較,並不合適。
內地情況特殊影響選址
第三,內地高鐵站建設與香港另一個本質上不同之處,是其由鐵道部、省、所在城市三方出資。在多數情況下,鐵道部是最大的投資者,因而在三方協調決策中佔上風。由於全國高鐵網整體投資龐大,借貸龐大的鐵道部之首要目標就是把最貴的城市拆遷部分減到最低,而不是從所在城市的整體利益出發。
因此,相對弱勢的城市很難將站場建在他們自己希望的地點,除非他們恰好有用高鐵站推動新市中心發展的構思。而比較強勢和富裕的城市,就可能通過負擔更大比重的投資份額,實現將站建到更近市中心的地方。例如上海曾有三個備選點:上海火車站(市中心),虹橋機場(市區內),七寶鎮(A20公路外,即市區外)。上海市傾向同時改建老上海站和新建虹橋樞紐,鐵道部則傾向七寶鎮,最後落實在虹橋建設含機場、地鐵、高鐵、公路並預留磁懸浮站的綜合樞紐。
深圳更可說明投資者對選址的影響:深圳特區外的龍華高鐵站(竟被梁先生列為市中心的站)是鐵道部為主出資者(佔百分之五十)。深圳市意識到該站偏離了剛剛建成不久的福田中心區,逐決定自己全資在福田加設了另一高鐵站,才出現了內地唯一一個城市兩個高鐵站的情況,恰恰體現了深圳從城市自身立場對高鐵選址之看法。
分析判斷須因地制宜
雖然我們對內地城市的交通發展規劃與建設有一定的認識和參與,但對港府及相關諮詢機構考慮設高鐵站於西九龍的細節尚欠了解,所以我們對此持中立立場。本文只是希望還香港市民一個公道,讓大家更加了解內地城市高鐵站選點的過程。高鐵站選址問題複雜多變,分析判斷必須因地制宜。
而內地城市化之迅速,城市之龐大,構成外國專家錯判中國城市規劃問題的一大障礙。筆者就聽到世界著名規劃大師J. Friedman親口說,外國城市規劃師到中國最頭痛的就是不知如何對付如此大尺度的城市。
最後,我們堅信討論如此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議題,專業人士和學者的首要責任,是將事實盡可能準確地告知廣大市民。我們完全認同專業人士和學者積極參與本地社會重要議題,從而盡自己對社會貢獻的本分。
這次高鐵熱議中,看到很多觀點不同甚至立場不同但都言之成理的文章,包括公共專業聯盟成員的文章,我們非常欣慰,感到香港社會之文明和在香港作為知識分子之幸運。但是如果通過特別手法支羅論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不僅會誤導廣大香港市民,更背離了社會對我們專業人士和學者自身品格的期望與要求。
Saturday, 31 Octo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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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周率的神奇循環
圓周率的神奇循環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專欄 2009-10-29/30
一、
十月十二日《紐約客》發表題為〈循環密語〉(N. Paumgarten:〈The Secret of Cycle〉)的長文,全面卻簡略地評介了各種本報讀者大都瞭然於胸的經濟循環理論,其目的不在提點讀者應否以這些理論作為投資決策依憑,而在藉此推介一位現在仍在監獄服刑的「奇人」的循環理論;由於這位財務專家馬丁.阿姆斯特朗(Martin Armstrong, 1950-)背景複雜,作者亦搞不清楚其真面目,這從長文以〈騙子、「大泡和」(crank)或天才〉為副題可見。
未說其人其事之前,先看看阿姆斯特朗的循環理論。應該稍作說明的是,《紐約客》的有關報道不算詳盡,本文所記,大多是筆者從Armstrong Economics網址上閱讀其多篇著作的「心得」。
遠在七十年代中期,阿姆斯特朗便發現在公元一六八三年至一九○七年長達二百二十四年期間內,金融市場一共出現二十六次恐慌(panic),恐慌與恐慌間的時距平均為八點六年;在進一步分析後,他發現八點六年循環不僅對金融市場有效,經濟、政治甚至國家興亡,亦與八點六有關。八點六年剛好是三千一百四十一日,這和圓周率(pi)的近似值三點一四一(五九)吻合。圓周率是和鐘擺的「擺程」、埃及大金字塔的建構及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有關。圓周率這樣重要,阿姆斯特朗遂稱八點六年為「宇宙的動力」(Forces of Mother Nature)。
深入研究之下,他又發現在公元三六五年至一九八九年間,世界發生六十三次若干年未遇的大地震,每次大地震的時距平均為二十五點八年,而這正好是八點六的三倍。
阿姆斯特朗指出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於二○○七年十月十一日見一萬四千零一十五點的新高,在這一天的十七點二個月後的○九年三月十九日,道指見新低點七千四百點,十七點二個月,恰恰是八點六的二倍;當然,指數真正低點在三月九日的六千五百四十七點,而這點誤差是可以接受的。
令人詫異的是,據阿姆斯特朗的計算,牛市的誕生亦是「有紋有路」。他指出,當指數於一九九四年跌至三千五百二十點見新低點後,便「敗部復活」,而他推測高點將現於二○一五年,屆時指數在三萬點以上!以三千五百二十乘八點六,得三萬零二百七十二—事實當然不可能如此準確,阿姆斯特朗才說「三萬點以上」。
不僅如此,阿姆斯特朗還指出金融界「資本高度集中」的時間為二○○七年二月—雷曼兄弟「爆煲」引致「金融海嘯」前夕—加上八點六年,「資本重整」應在二○一五年十月出現。這和證券牛市互相配合。必須指出的是,雖然阿姆斯特朗沒有提出,但筆者相信下一次「資本高度集中」將不在金融業(銀行界)而在與商品期貨有關的投資項目上(如商品、與商品有關的股票及貨幣)。
在「末日教授」魯賓年公開擔憂第二波「海嘯」隱現的現在,認真看待預測五年後道指見三萬點的人肯定數不在多,這正是此種可說是「相反理論」的看法引人入勝值得細究的地方。經驗告訴大家,股市上升不一定與經濟發展同步,當泛濫的資金「無路可走」的時候,在經濟尚未真正復蘇甚且再惡化的情形下,股市亦可能在與商品有關的股票帶動下飛升。
二、
阿姆斯特朗還有不少極具爭議的看法。他指出金價並非對沖通脹的最佳工具,在他的理念中,金價上升意味市場人士(有識見有實力的投資者以至中央銀行)對政府的管理尤其是財金政策失卻信心,認為政府不稱職導致貨幣滙價向下波動,而金價和其他商品價格在這種情形下上升的可能性大於一切。
對於當前的經濟條件會引出通脹或通縮,阿姆斯特朗傾向前者,他認為把當前的情況與三十年代大蕭條相比並不恰當,因為當年政府財政破產時有所聞,現在絕大部分國家雖有財赤但財政安全(如期還息及贖回債券)並無問題;況且當年美國實行損人利己「逼死他國」(beggar thy neighbour)的貿易保護政策,與現在各國仍堅持在公平條件下進行自由貿易完全不同。所謂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政經環境不同的二段時間可相提而不可並論。阿姆斯特朗還指出,一九三二年除大幅加稅之外,華盛頓尚盛傳羅斯福總統會充公私人藏金及把美元大貶值,促致美資於一九三三年大量流出美國,早已百孔千瘡搖搖欲墜的銀行由是相繼倒閉,美元滙價亦因美人爭相拋售兌外幣把資金移往國外而急挫;如今情況大異,美元並無大規模外逃,當局大印鈔票同時壓低利率的遠期效果必然是惡性通脹。
三、
閒話少說。阿姆斯特朗中學畢業後在職業學院肄業,於六、七十年代之交輟學(他對學業毫無興趣),七十年代初期謀得黃金交易員一職,其中一項職務為收集、彙編期貨及滙價資料,供客戶參考,從中他對價格預測發生興趣,集中精神研究商業循環,為了搜集歷史資料,他不惜自費前赴倫敦,在大英博物館的報紙圖書室(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的理由不明),爬梳舊報章雜誌。根據所得資料,他發展出一個所謂「經濟信心模式」(Economic Confidence Model),藉以預測商品價格,於一九七七年旗開得勝,大有斬獲,為他賺進第一桶金。
憑此模式,他在新澤西普林斯頓市創辦「國際普林斯頓經濟學」(Princeton Economics International),向客戶提供金融市場預測,他準確地測中一九八七年股市大崩潰,自此聲名大噪。他之能準確預測,據他後來透露,完全是他一早悟出圓周率的神奇性並準確拿捏了其訣要。在這段期間,由於臆測屢中,他成為搶手的投資顧問,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當年和他面談的每小時諮詢收費一萬美元!「談話免費?問問阿姆斯特朗啦!」這句流行於華爾街的口頭禪,因此而生。不僅財源廣進,阿姆斯特朗還與一眾央行總裁以至包括戴卓爾夫人在內的政治人物成為「朋友」。
發現圓周率神奇循環(這是筆者杜撰的名詞,原文只是Pi Cycle),令阿姆斯特朗準確預測日經指數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創新高點,在它「見頂暴瀉」前,他及時通知客戶拋清日股,此舉令他成為財經傳媒寵兒,《證券》雜誌且選他為是年「北美頂級經濟學家」。預測日股有如神助,他的日本「粉絲」數以千計,他應邀在東京「帝國酒店」開研討會,人山人海,場面壯觀。日本投資者付託他投資的資金以十億美元計(據他後來說,若非出事,他可能一共管理二萬億美元的日資)。
另一個顯出圓周率神奇循環準確性的日子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是日標準普爾指數見頂,阿姆斯特朗的客戶當然在此前獲利,避過了接踵而來因俄羅斯「賴賬」未能履行債務人義務(無力還息及贖回債券)令俄羅斯盧布滙價聞聲暴瀉的滙市大屠殺;此事導致長期資本管理(LTCM)破產進而引起國際金融震動……。一本對沖基金專業刊物Magnum Hedge Fund Reporter選他為「年度基金經理」,其時管理二家對沖基金的阿姆斯特朗聲譽之隆,未以復加。
阿姆斯特朗和圓周率神秘循環對筆者顯得有點神秘的是,這個時期的大眾化傳媒似乎未見報道(遑論作煽情式渲染),這也許是阿姆斯特朗仍然對其發現的循環保密有關。令筆者有點錯愕的是,據他對《紐約客》訪員透露,在他的預測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中央情報局(CIA)竟然找上門,他們要了解他料市如神的秘密,因為他準確預測盧布大貶值,令中情局懷疑他在蘇聯有特別消息來源,這可能有「政治內情」,而欲揭露「內情」,從拆解他的「測市秘密」入手為最佳途徑。然而阿姆斯特朗不肯合作,只於一九九九年發表一篇論文,解釋圓周率與測市的關係。
四、
可是,圓周率神秘循環雖然測市準確性甚高,卻測不出其發現者大禍臨頭。一九九九年九月,顯然是中情局提供的線索,聯邦調查局(FBI)上門搜查,帶走數十箱文件,阿姆斯特朗被捕、保釋,於九月底被控以「經營龐茲騙局」,證監、期監等同時入禀法庭,告以虞騙及捏造賬目等罪名。當局集體行動,顯然欲置他於死地。
阿姆斯特朗犯了什麼罪?據法庭文件,罪名共二十四項,其中涉嫌重大罪行的是他向日本投資者銷售「有息票據」,合作者(保管票據)是紐約「共和銀行」(該行因此被控,最後以被判罰近七億美元結案);阿姆斯特朗以後來者的資金支付先來者的利息,顯然便是龐茲(及麥道夫)在騙局中所用的手法。
更驚人的是,阿姆斯特朗利用在日本的聲譽,於日經指數崩圍後,度出一條妙計,挽救日本大企業避免投資組合虧蝕纍纍的困境。他的方法是發行票據,原價購進大企業的組合投資,條件是企業收了他五年至十年期的票據把投資組合的股票交給他處理;企業能以原價入數,美化賬目,瞞過證監當局及投資者,而阿姆斯特朗則可運用這股票在市上翻江倒海。阿姆斯特朗的做法是,甲公司的投資組合投資額為一億日圓,股市大跌後利潤沒有了,賬面值只剩五千萬,他說服甲公司,接受由其公司發出的票據(Note),讓他處理組合中的股票,結果不問可知,他不問價位拋售組合中的股票,把所得資金贖回到期票據。這種做法和龐茲同,問題是至事發時阿姆斯特朗保持良好商譽,因為他支付了所有到期的欠款,這是當局始終無法入他以罪最後他能與檢察官達成承認一項「有意虞騙罪」而當局撤銷其他二十三項控罪的原因。
阿姆斯特朗最初被判徒刑七年,是因為「蔑視法庭」;最後的這項控罪,判刑五年(二○一一年刑滿)……。這些與文旨無關,略而不說。
自從二○○七年起,阿姆斯特朗被囚禁在位於新澤西狄克斯堡(Fort Dix)的低度設防監獄,與二百多「監躉」同囚一室;獄中他當文員(及室友的法律及投資義務顧問),月薪八十美元,生活有限制地自由(能定期接待家人以至記者),「公」餘時間他在圖書館閱讀寫作,作品在上述網站發表。
阿姆斯特朗大概不是什麼正派人物,這從他把其公司設於普林斯頓並以之為名,可見,此舉顯然有意令其客戶錯覺他與同設當地的大學有關係;而假如當局不及時揭穿其不當經營手法,弄出另一場龐茲式醜聞可能性存在!無論如何,阿姆斯特朗自視甚高,在著作中把自己和阿當.史密斯、林肯、伽里略等偉大人物相比!
這些年來,《信報》和《信報月刊》把數大主流商業循環理論介紹了,但對圓周率循環不着隻字,主要是筆者的無知;如今《信報》經研室人才濟濟,希望有興趣詳詳細細地把之介紹給讀者—目的不在其實用功能,而在推廣一門新知識。


